胡丽叶塔

阿莫多瓦这位以擅长处理情色影像闻名的西班牙导演，把女主角的思想改的更前卫了吗？

我认为看似是的，实则没有。

着重看一下这一处改编：男女主人公是否在火车上发生性关系。

小说中女主角朱丽叶（即影片中胡丽叶塔，以下统称朱丽叶）因为同行乘客的自杀事件在火车上结识已婚渔夫埃里克（即影片中的Xoan，以下统称埃里克）。两个人在交谈后互相产生好感。埃里克向朱丽叶发出性暗示。朱丽叶因为月经原因拒绝了他。六个月之后，朱丽叶收到了埃里克的殷切的来信之后选择去海边找他。在埃里克家等待的时候，朱丽叶通过邻居兼保姆艾罗得知埃里克瘫痪多年的妻子刚刚去世。除此之外，她还得知了埃里克之前有多个性伴侣，并且当晚不会归宿。朱丽叶独自在埃里克的家中等待一夜，第二天埃里克回到家，二人相遇。

小说《机缘》在这里就结束了。在故事的下个部分《匆匆》开篇，交代了朱丽叶选择留下和埃里克生活在一起，并她已怀有三个月的身孕。至于此间发生的事情，门罗并没有在小说中给出交代。

在电影中，朱丽叶和埃里克在火车上发生了性关系，并且怀孕。（在朱丽叶和埃里克的情人Ava的对话中，她袒露“I was pregnent when I came here.” ）也就是说，朱丽叶是在怀着身孕的情况下决定赴海边寻找孩子的父亲的。

要比较小说和电影中哪一个朱丽叶更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能不提她们各自的文化背景。

小说女主角的生活背景是在20世纪中后期的加拿大。（小说作者Alice Ann Munro1931年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安大略省是加拿大较早开始女权运动的地区。）在当时的社会坏境下，她拥有较高程度的“婚姻权利，堕胎权利，退休金权利，就业权利”（Cheda，2006，pp.205），甚至有可能可以在公共育儿领域获得了社会的支持。

电影中的女主角生活在20世纪中后期的西班牙。（电影导演Pedro Almodóva1949年出生在西班牙的Castile-La Mancha。）1939年-1975年西班牙是Falange统治时期。西班牙女性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比如：

[ ... ... ]很难甚至不可能控制自己的银行账户、出租房屋或公寓并签订合法合同。在西班牙，强奸犯很少被起诉。通奸法并不平等地适用于男性和女性。法律上可以获得避孕药具，但是宣传避孕药具或者避孕药具的使用是犯罪行为。男人对孩子拥有完全的法律控制权。女性通常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工作。尽管法律要求同工同酬，但那些有工作的人却得不到同工同酬。(Rigaudias，1980)

离婚对于当时的西班牙普通女性来说几乎不可能。 在政府和天主教的干预下，离婚已经不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从而严重影响到女性对于结束婚姻的考量。战后，生育又成了20世纪中期西班牙女性的第一要务。政府对于人口增加的考虑还影响到了另一个和妇女息息相关的事物——堕胎。1941年，佛朗哥（Franco）政权确立了堕胎的严厉刑罚。他们认为堕胎是一种社会犯罪。到1980年，西班牙颁布的新《刑法》仍然认为堕胎是刑事犯罪，该规定迫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在英国和法国寻求昂贵的人工流产到国外。

1974年，Falange去世，西班牙才开始民主化改革，由政府倡导的提高女性自主意识的社会运动至此展开——鼓励女性走出家庭，自食其力。但在1980年，Globe and Mail报道了律师Cristina Alberdi的采访结果， ''只有两项法律得到了修改。妇女不再因通奸而被送入监狱，避孕药具也不再被视为犯罪。 "（Markham, 1980）从这个1980年的采访的语调上看，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之后，西班牙的女性平权仍然遗留很多问题。

在明确了这样的背景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电影改编的关键情节——朱丽叶是否在第一次和埃里克在火车上相遇时便发生性关系并且怀孕。

在小说中，朱丽叶因为来月经而拒绝了埃里克。没有和埃里克发生性关系并且没有怀孕的她，在之后是否去海边和埃里克生活的选择中，拥有更自主的选择背景。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简单的客观情况使她去海边见埃里克的决定是完全出于自身意愿的。即便这可以理解为是对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逃离，是对代课生活的逃离。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的自主性。

电影中的朱丽叶在火车上经历了同行乘客自杀事件，在高度的自责和愧疚下和埃里克发生关系。她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接受了埃里克的求爱。之后，这个不冷静的选择又将朱丽叶带入了另一个被动的境况——她意外的怀孕了。根据电影后面的情节分析，朱丽叶收到埃里克的信件是在得知自己怀孕的情况下。结合故事背景西班牙关于堕胎的法案和舆论氛围，怀孕的情况不可避免的会影响朱丽叶的选择。所以这样的设置下她选择去见埃里克，不能算是完全自主的选择。

和火车上是否发生性关系的改编相呼应的，还有类似作用的几处改编。比如在小说《沉寂》中，朱丽叶到埃里克家中后，从邻居口中得知了他和情人在一起的事。埃里克在知道朱丽叶在等他的情况下当夜还是留宿在情人家，第二天才回来。门罗给了朱丽叶一个晚上的时间考量自己的选择。

但是在电影中，埃里克很快便回家安抚朱丽叶，紧接着便展开了情浓意浓的恋爱。这样的改动使女主人公的选择更像是顺其自然。埃里克身上错综复杂的问题被浪漫化的处理掩饰掉了。再比如，在小说中，女儿得知父亲死前发生的事这个关键转折是朱丽叶自己亲口告诉女儿的。而在电影中，是怀恨在心的女邻居艾罗偷偷告诉女儿的。和小说相比，她的命运是由外力而非自己决定的。小说中的朱丽叶一直在掌控自己的命运，尽管性格造成了她的很多不如意，但是她始终处在一个思考并选择的状态。相比之下，电影中的朱丽叶更像一个被命运裹挟的女人，她每一个选择都是顺其自然，因而这个角色的性格被塑造地纯真但无力。

分析完电影对于小说的改编，再回头看门罗笔下的朱丽叶，更容易发现这个角色的趣味。她诞生在一个女权运动相对超前的社会环境里。人设是一个研究领域生僻（古希腊文）的知识分子。虽然性格并不完美，命运也很曲折，但是她始终在主宰自己命运。

朱丽叶在小说的背景里是个普通的女人，没有显赫的家世，甚至婚姻生活和子女关系都不如意。但是，细细想来，这样的女性在文学作品中依然很少见。我们早已默认了“娜拉出走”后也很难主宰自己的生活，大概率会像《逃离》中的女主卡拉一样选择自己回来。我们也很喜闻乐道“傲慢与偏见”式的男主改变女主命运的设定。但是朱丽叶的故事不一样，尽管客观主观条件都不理想，但是她始终抱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选择的权利。

朱丽叶为什么能有这种底气？是她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她所处的社会。《逃离》中的卡拉和朱丽叶都有这样的背景：她们接受过教育，并且足以使她们在社会上谋生。但是“逃离”之后，卡拉回来了，朱丽叶一直在跌跌撞撞的前行。

这，就是朱丽叶的魅力。

参考文献：

Cheda, S. (2006). TEN THOUSAND ROSES: THE MAKING OF A FEMINIST REVOLUTION. Canadian Woman Studies, 25(1), 205-206.

Rigaudias, M. (1980). Feminism & spain's political revival. Off our Backs, 10, 2. Washington Vol. 10, Iss. 4, Apr 30, 1980: p2.

Markham, M. (1980). NO CHANGE IN SPAIN for women, franco's views still law. The Globe and Mail. 12 Apr 1980, p16.

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Filmography：

Julieta (2016) dir. Pedro Almodóva, Sp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