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上青云

评分：

0.0 很差

原名：送我上青云又名：Send Me to the Clouds

分类：剧情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9

简介：盛男（姚晨饰），女，独立上进有追求，渴望真爱却仍孑然一身。一次意外发现自己患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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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9-22

送我上青云影评：她们冒犯了谁？

口碑出现两极化的作品并不少见，尤其在电影界，但两极化与性别群体大体上对应，却似乎是属于滕丛丛导演、姚晨主演的《送我上青云》的独一份。影片上映以来，男性观众似乎大多表示有点儿难以评价，女性或者准确地说是知识女性却大多对影片表示了愉快的认可。表扬的话暂且按下不表，观众对影片的批评大致分为两种：一为针对艺术形式进行的客观批评，二为针对主题内容的暴躁开怼。
一关注性别等同于“格局小”吗？
针对艺术形式批评集中在影片“格局太小”，这种批评大多来自观影经验较为丰富的“专业”观众。对于女性创作来说，“格局小”并非什么新鲜的批评——茅盾是如此评价萧红的，傅雷也是这么评价张爱玲的。今年5月艺联放映了一位女导演杨明明的作品《柔情史》，在该片的豆瓣条目页面中，一条短评写到这部片子应该叫“柔情日记”而不是“柔情史”。私人化的日记而非公共性的史诗，确实是女性创作的突出特征。滕丛丛在接受访谈时她说影片中大约有30%是自己的经历；杨明明更坦陈《柔情史》就是自己和母亲的生活，因此至今都不敢让母亲看自己的作品。
私人化的、个体化的创作是有意义的吗？当然有。“私人的即政治的”乃女性主义最重要的口号，也是种种现代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在中国，“女性”与“个人”是同时被发现的，二者在百年思想文化史中亦分享着一致的命运轨迹。抛开性别，《送我上青云》中的盛男与四毛互为镜像：盛男有癌症，四毛有色盲——都有病；盛男是嫁不出去的剩女，四毛是赚不到钱的穷男——都是这个社会的失败者。在“成功”的社会既定秩序面前，盛男的自尊和个性自然得到不到任何好处，四毛的卑微和圆滑同样也小心翼翼捉襟见肘。当然可以说影片中表现的个体选择和反抗是肤浅的。只是，如果我们觉得盛男对李总的嘲讽不值一提，又或者小雾对保安大爷的质疑更加是无事生非；那么，我们又何以认定新裤子乐队的一句“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就是激越有力的呐喊呢？扪心自问，恐怕还是跟创作者的性别脱不了干系罢。
显然，“抛开性别”是不可能的。如果将盛男与四毛进行性别对调，影片将不再是同一个故事。四毛永远不会懂得盛男在桑拿浴室外等候一群半裸男人的窘困，正如阿豪永远无法体会佩佩在手机市场被一群成年男性包围的恐惧；因此四毛不会明白盛男嘲讽“一个睾丸”的愤怒从何而来，阿豪也难以理解佩佩对能够主宰一切的花姐的向往缘自何方。如果说“弱者”“失败者”“零余者”的眼光能够穿透皎洁的月光直达月球暗淡的表面，那么女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源远流长的“他者”，她们的视角能够照见这黯淡表面每一个凹凸不平的孔洞。当盛男和四毛共同面对世界时，他们可以短暂地结盟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但当他们独自相对，盛男说想要的时候四毛有足够的体力说不要，四毛说想要的时候盛男却无法逃脱，即使四毛只是一个如此瘦弱的男人。女性试图将性作为人生必不可少的普遍体验，男性却可以将性作为报复女性的暴力武器。历史地看，“性别中立”只是一个神话，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之后丢弃性别的同时也遗失了自我便是极佳的证明。
当然，影片从未试图将盛男打造成一个“完美受害者”。盛男并不纯洁无辜，她偷换四毛的西服进行报复，利用和嘲讽的是四毛的生理缺陷，这无疑是一种全方位的不正确，是人性阴暗的角落。四毛也并不愚蠢无赖，面对盛男盛气凌人的价值审判，四毛有力地回击：“因为你从来没有缺过钱。”盛男试图用家庭崩坏情感匮乏将二人拉回至同一起点，但实际上这对于四毛所提出的社会阶层问题来说是无效的。或许，弱者与弱者互相伤害而既得利益者毫发无损才是这个社会最大的现实。从这个角度说，把《送我上青云》指认为一部嘲讽男性的发泄之作，恐怕只是一种应激反应。
二母女开撕究竟撕的是什么？
嘲讽男性之外，引起观众情绪性开怼的另一端是影片中的母女问题：“又一部母女吵架撕逼的国产电影”。母女交恶似乎确实成为了女性导演的标志性情节，哪怕影片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女性题材。比如今年3月院线上映的《过春天》，同样是女性导演的作品，影片中的母女关系冷漠敌对，两人直到影片的最后才同时出现在了一个画面之中。文艺作品中的“恶母”——后妈除外，后妈理所当然是“恶”的——似乎冒犯了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有母亲。然而，追根溯源，“审母”甚至“渎母”本也是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传统之一。远的张爱玲自是不必说，近的王安忆、铁凝、方方等人的笔下，均有惊悚程度不一的母亲。曾有小伙伴与我探讨，为何母亲的形象在当代中国电影里急速矮化了。答案也许很简单——拍电影的女儿们长大成人了。这里提到的三位创作者滕丛丛、杨明明和白雪，皆刚过而立之年。当她们创作剧本、拍摄电影的时候，讲述的是此刻作为完整意义上的成年人的自己与母亲的关系。
盛男在大巴上拒绝妈妈的倚靠，小雾迫于穷困跟妈妈挤一张床但各盖各的被子。为身体确立界限是关系不再亲密无间的表象，其实质是女儿的精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观念的、理性的世界开始与母亲分离。经历过个性解放和女性解放的现代知识女性不再像乡土社会的女儿一样，通过无意识地全方位地模仿母亲来实现自己的性别认同。女儿和母亲关系的“恶化”，正始于“我不要成为和母亲一样的女人”的内心宣言。盛男和小雾，显然都在拒绝成为母亲那样的女人——依据与男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与他人的关系定义自身的女人。盛男虽然觉得长期出轨的爸爸面目可憎，却也并不觉得母亲找一个情人以实现“公平”是有意义的；而小雾最反感的就是母亲将人生捆绑在女儿身上却又不肯承认，她支持母亲写作或许正因为这是母亲最“自我”的一种坚持（当然解读为母亲写作仅仅是因为女儿写作也未尝不可）。不巧的是，依据与他人的关系定义自身正是传统性别文化定义女性/母亲的方式。因此母亲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做错——“我还不是为了你”，却仍然得不到女儿的感谢和认同——“我可从没要求你这么做”。实际上，盛男和小雾以及现实生活中无数女儿与母亲的冲突，皆是新一代知识女性与既定性别秩序的冲突。女儿真正拒绝、反抗的不是肉身的母亲，而是那塑造了且至今仍在塑造着女性/母亲的强大逻辑。对母亲的感谢和认同，尤其是落于实处——无论是稿纸还是银幕，都太容易陷入那个强大逻辑早已布置好的温柔陷阱。因此女性创作者笔下的母女关系总是那样的晦暗不明。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女性，滕丛丛杨明明们彻底地接受了“五四”以来逐渐成型的现代伦理观念——父母与子女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那么，作为人格平等的独立个体，尤其是作为成年人的女儿，完全可以隔离或者搁置“女儿”的身份而以“人”的立场，去认识、审视、判断同样作为“人”的母亲。在这样的视角里，母亲被剥离了“养育之恩”的冠冕，还原为芸芸众生。既然是芸芸众生，则难免庸常、空洞、浅薄。因此，小雾的母亲被彻底还原为胡同中刻薄鸡贼的小市民，盛男的母亲和佩佩的母亲则不过是有着美丽皮囊与愚蠢头脑的小女人。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在此无关性别与年龄）把父母当成“人”而非“父母”，哪怕只是抽象的思考、艺术的创作，本身也已是大不敬。当我们认为“母女撕逼”无聊夸张又虚假的时候，不妨再次追根溯源。我们是否还记得，一百年前新青年们那大写的个性解放的“我”，正是伴随着“弑父”冲动诞生的；新文学的开端本就是“父子撕X”（或许此处该用另一个专属于男性的字眼）的故事。我想有的人大约的确是忘记了，不然《邪不压正》的李天然何以一口一个爸爸叫得如此乖巧，电影外的李XX们何以叫马爸爸又叫得如此心悦诚服呢？
既然是母亲与女儿同时也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母亲和女儿自然有可能互相不喜欢。现实生活中不喜欢某个人的原因太多了，三观不合、性格不合、气场不合等等等等，甚至说不出为什么。盛男对母亲大概谈不上喜欢，小雾与母亲明显互相厌恶（当然小雾知道自己很像母亲，所以她也不喜欢自己），如果不是母女她们一定形同陌路。然而她们是母女，文化的心理的现实的所有，那二十年共同生活所经历的一切构成了极为深刻的情感——或许并非是依恋，而是一种羁绊，也就是所谓的相爱相杀。许多人评价《送我上青云》的结局是随意的粗糙的，与我同场观看《柔情史》的一对小情侣吐槽道“什么鬼根本没结局嘛”。其实现实生活之中的母女吵架哪有什么“结局”。电影中的母女们草率地、别别扭扭地暂时和解了，她们一起登山、一起在城市街道旁在青山绿水间互相拍照，这或许是女性创作者们一个淡淡的却又温暖的遐想。有一天，当我们足够成熟，能够去理解、接受并且实践“我们无法互相认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互相牵挂”的时候，或许电影也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结局。
最后再次回到“冒犯”。如果说《送我上青云》里四毛名不符实的性爱技巧和李总名实相符的中年肥胖冒犯了男性；那么我也要说，无论是《老炮儿》里冯小刚松弛的屁股还是《邪不压正》里许晴优美的臀部，同样冒犯了我—— 一位30岁的成年女性。实际上，性、情欲以及身体，并非只有占有或者展示这样极具剥削性的方式，它们有可能像《过春天》里一样朦胧却又热情，也有可能像《送我上青云》里一样略带着几分幽默和嘲讽。而后者，正是女性创作者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期待。或许，真的到了一代女性电影人“浮出历史地表”的时刻了。
2019-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