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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电影人拍感情,总爱给人物安上某种“病”,似乎因为病离死最近,对于“人生除死无大事”的国人来说,死亡最能触动痛苦的情绪。也就不奇怪了,《我不是药神》的癌症,《沦落人》里的残疾,《我的非凡父母》里的目盲,等等,都通过身体病症或缺陷来调动观众的情绪。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似乎只有染病才能把人划入边缘。通过刻画这类边缘人,编排“惨”的情节,引人同情,尽情骗取观众的泪水。
以《我的非凡父母》为例,父母因为目盲成为了特殊群体,女儿因为出生在目盲家庭(在学校)也成为边缘人,为了维系自尊她必须隐瞒这个真相。电影用了不少“惨”的桥段勾起观众的同情心理:婴孩时的女儿被滚烫的热饭烫到,父亲摆摊不仅被欺负还被扣押警局,女儿为避免丢脸对来学校接自己的母亲视而不见,等等。这些情节相对而言尚在温和的程度,不至于被认为”卖惨“(大陆电影的专利),类似于《沦落人》是温情的而不是激烈的。
不过比较日本电影,便很容易看出中国(香港)此类温情电影的不足之处。在日本影视中,边缘人往往不会是身体有缺陷或患病的人,更多是遭受某种心理磨难和精神困境的人。日本电影人喜欢表现人物从沉落、苦痛到修复、释怀的过程,这也是日本影视总能恰到好处治愈我们的缘由,因为它所表现的其实就是任何一位普通人可能遇到的情形,这自然会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之所以让人感到恐惧,是因为观众意识到发生在悲剧主角身上的遭际有一天也会降临在自己身上,这便是共情,发生在很多日本影视作品里。同样地,悲剧也可能令观众感到怜悯,而怜悯情绪触发的机制在于主角因过失犯错,遭受了不该遭受的厄运,观众带着俯视的目光观看他们。这正是中国(香港)影视的视角,癌症、残疾、目盲……不该遭受,都是命运的不公;遭受心理磨难则每个人都会遇到。中国影视与日本影视的价值差异便在此,自然也是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