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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本来是一篇夸朵文，但是拓展着拓展着就变长了。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特别感谢陀螺电影的小编帮忙修改找图！
三个月，一场初舞台，六场公演，五十一段SOLO，三十段团体表演。《浪姐》的舞台主赛程终于告一段落。
哪怕广受“高开低走”“逐渐糊掉”的唱衰争议，它也毫无疑问是这个夏天最热门的综艺节目。
或许，它也是大陆综艺史上最突出地“宣扬”女性主义的娱乐节目。在口号之外，它的舞台总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观众们总是期待着30＋姐姐们可以带来不同于少女团体的舞台，姐姐们的初衷也是带来别样的风格。
节目组也将舞台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因此，在让人云里雾里的成团规则中，我们看到了团体舞台的间接选择占据了7个成团位中的6个。
就规则而言，这无疑突出整个节目中集体成长的过程，也突出了舞台集体表演的意义，从而相对压低了人气的权重。
这个泯然众人矣的选秀节目，似乎又多了一点点与众不同之处。
然而，这些期望，或多或少还是落了空。
点开豆瓣音乐评分，从一公开始的六次公演，大多在及格线上下徘徊，更有甚者直接跌到了4.7分。这其中当然有观众对歌曲本身的好恶。但舞台印象也有很大影响。
在各种讨论区中，对舞台的反馈似乎也愈发冷淡。
其中依然充溢着夸姐模式全开的表白，却越来越少赞美团秀整体。
“都不差”，但又“差不多”，成为越来越多观众的共感。
这个节目，恐怕已然与真正有特色的女性舞台渐行渐远。
无需“大胆开麦”，无需“李涛”（理性讨论），不妨直接丧气总结：
《浪姐》的舞台，是失败的。
回到最初的现场，我们无疑会感慨这两三个月来的落差何在。
两个多月前，在刚开播时抨击杜华女士的一片骂声中，这个节目为30＋的姐姐们打开了一个裂口。
姐姐们并非临时租借这一舞台，来顺着评审与观众表演；她们以展现、挖掘自身的魅力来成为这个舞台的主人，并由此占据自身的独特性以抗衡主流标准——这种标准的碰撞成为节目之初最大的看点。
面对三位评审的担忧，阿朵的回应自信而坚决：
“一个团体是：每个人都在最能展现的部分凸显她自己”。
这一立场的尖锐程度总是被低估。阿朵并不在乎C位与否，也并不畏惧磨合的艰难，她最终的落点在于：
一种绝对的差异，可以在舞台这一空间中被包容，被并置呈现。
阿朵明白团体舞台的平衡性需要，她也深知：这种平衡性，绝不能预先以差异的消弭为条件，而必须以差异的时刻强调为前提。
更残酷地说，一旦在差异的维持上开始妥协，标准的张力就会急速滑坡，这个女团实验也必将走向失败。
然而，开播一个月，标准差异的问题不再被深入讨论。
节目的主旋律已逐渐成为“力争第一”、“全员晋级”——仿佛只要姐姐们一往无前地拼搏，30＋女团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成功。
有趣的是，三公舞台排演中，这种碰撞久违地重现了。
在与孟佳组的争执中，赵兆的几句话极其坦白地道出了节目的困境：
“我们做任何东西都是观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我想问咱们女团的定义和乘风破浪这种突破又在哪呢？”
“我们干脆做回那种小女孩的女团算了，都做卡哇伊，都做唱跳。”
“是你们一直认为那样的歌曲才能赢。”
幸运的是，与老师协商修改后的《花样年华》成为当期最闪耀的舞台；
不幸的是，她们落入危险区，孟佳被淘汰。
更不幸的是，这种舞台创作的争执，在这之后便再也没出现过。
赵兆的话，仿佛成为了这个舞台濒死的呻吟。
在姐姐们的舞台中，我们看到了更娴熟、更精巧的她们，却愈发迷失其中。
要么是愈发平齐划一的“整体感”，
要么是简单粗暴的“燃炸”，
要么是画蛇添足的片段炫技，
要么是对少女女团所谓“女人味”的模仿，
要么是既无特质又愈发散乱的堆砌。
哪怕杜华的标准可能确实出现了改变，哪怕她改换面孔不断鼓励姐姐，有一件事情已几成定局：
几乎所有的舞台，都依然处于传统女团的标准范围内。
正如网友调侃的那样，杜华成为了预言家。
在舞台感言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姐姐对自身突破的肯定：变得敢于歌唱、敢于舞蹈，勇敢增加特技与诸多元素……
这些在个体层面的变化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作为女团，她们各自的变化为集体带来了什么？
她们变化的结果，真的让舞台更有生命力了吗？
还是说，好不容易才达成的“突破”，反而扼制了更多可能呢？
这实际上并非姐姐们所能决定的问题，在一个娱乐商品生产的场域中，诸多的限制与压迫，都在堆垒更多的条条框框。
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生产时间与竞争空间的催迫。
作为定期录播的选秀节目，《浪姐》有着不断严格的产出时限。哪怕在被裁剪出的节目中，观众们也不难发现：姐姐们面对的是愈发紧迫的计划时间。
在严格的时限下，姐姐们不断“开发”身体极限：练得越晚越好，练得越齐越好。
而在这样披星戴月的时间“信念”驱动下，有些被压缩的时间则被忽略了。
比如，节目组每期选歌时播放的视频，都已经基本定下了舞台基调——所谓的风格已经被预先准备好呈送到姐姐们眼前。
而姐姐们拥有的，更多只是形式上的选择权：柔美、中性、酷飒——诸多愈发重复的形容词构成了舞台的设定，难以被扭转。
比如，姐姐们唱跳技能并不作为基础性的培养环节，她们只能在排演中不断摸索。
而在排演中，大家往往只能根据流程、根据老师的指导、根据比赛规则的目标，导向直接确定的舞台效果。
许多姐姐的基础能力依然缺乏，但她们为了“不掉队”，为了“赶进度”，必须坚持节奏往前冲刺。
我们并不能苛责姐姐们。
因为在这个冲刺过程中，她们的创造性，她们“叛逆”的可能，她们每个人自我探索的机会，她们作为一个团体共同创作的广阔空间，便被不自觉地压缩甚至剪除。
而节目组可曾认真考虑过这些？
或许有，但是，时间效度要求依然将姐姐们集体推向节目生产的流水线。
练习！
打卡！
计时！
要看到成果！
要精神百倍！
哪怕姐妹之间仍有互相宽慰、放松的时光，我们内心依然知道：她们力图形成的是同一种高效的努力姿态。
但假如有些美妙的创造，并不能那么快看到成果呢？假如有些偶然的思维火花，并不能在高强度的练习中迸发呢？一个朝着唯一的目标穷追不舍的团体，能获得什么又会错失什么呢？
这种时间的催逼，与另一种空间上的竞争规制相互咬合。
从一公vocal组与dance组的悬殊票数开始，姐姐们就无比敏锐地意识到了比赛的残酷：只有献出燃、炸、炫的舞台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节目的赛制无任何能力削弱这一风格上的霸权。在后续节目中，除了总决赛我们也几乎再也没看到过vocal组扬眉吐气。
即便有诸多欢声笑语，竞争场域中的严肃氛围依然如此难以动摇。姐姐们逐渐将各种尝试向舞台聚拢，向竞争的胜利法则聚拢，向一种差异不断萎缩的团体状态聚拢。
性感就好！高音就好！
有气势就好！有爆点就好！
各种元素就好！观众嗨起来就好！
在诸如此类的创作倾向中，先前阿朵所言的那种向内挖掘的多元整体观，恰恰是缺位的；赵兆老师的警醒，也是缺位的；而对舞台作品本身的概念完善与拓展，同样是缺位的。
有那么多“还不错”但又并不尽人意的舞台。
色彩缤纷的《艾瑞巴蒂》，一方面失去新裤子原曲中喧腾的疏离感，另一方面也仅仅展示出热闹而单薄的甜美。
《管他什么音乐》“燃爆全场”的音浪中，却没有一个姐姐的声音让人印象深刻。
《Manta》“生成为鱼”的概念之下，却凭空加了段刻意突出“性感”的地板舞。除了引发尖叫之外，也让舞台的整体概念无处落地。
《彩虹节拍》虽然是极具特色的曲风，阿Kenn老师也向组员教授了“跳给不同人看”的创作法则——但这种主观内在的改变并没有带来舞台上的外部张力，宅舞似乎依然仅仅是宅舞。
《人美路子野》在妙趣横生的角色扮演框架下，也莫名掉落突兀的段落。添加元素的野心背后，则是舞台效果无法整合的失落。
哪怕到了最后一首《Last Dance》，过多的风格分段也交杂出难以圆融的堆积感，高难度动作的添加更是新意寥寥。
还有更多的节目，为了调动现场观众的气氛，将大量舞台时间耗费在与观众的近距离互动中。
牺牲了节目高潮时的宝贵时间，舞台的力场也突然泄气。
以团体胜利为名的竞争秩序，则被反复润色加固——
《浪姐》愈发成为给强者及其团队准备的“职场”，而不再是每个独特的个人不断探索自身并与他人形成联结的沃土。
而《浪姐》式的女性主义，也愈发标签化：
它成为舞台上“美”、“强”、“酷”、“萌”的空洞语词，成为舞台下“竞争”、“努力”、“服从”的职场美德。
在整个竞争场域的压迫之下，姐姐们依然只能展现微笑面对、平和接受的面貌。
她们并不能选择让自己如何成长，也并不能让舞台想象力肆无忌惮地生发，而只能在节目组划定的时限与规则下，走向“胜利”，走向“突破”。
而本有可能的舞台想象，便逐渐塌陷湮灭；现实的舞台所捕捉的女性特征，与最为主流的审美规范只是大同小异。
然而，在总体的失败下无法否认：
《浪姐》舞台仍有一息生命力。
在失败中，这些闪光的共同点，便是对表演者之间、舞台元素之间、30＋女团与少女团之间的差异的坦承与张扬。
作为整个节目第一个竞赛舞台，《兰花草》至今依然是我心中的最佳。它展现的是概念改编、歌舞表演、舞台设计的全方位出众。
三人在vocal上充满张力：阿朵婉转细腻又能粗犷爆发，宁静浑厚而富有磁性，袁咏琳清亮而利落。她们的声音渐次交错抬升，直至溢出原有的旋律，漫卷为“无需谁在旁，裙裳亦飘扬”的浪潮。
肢体形态上，三人也共同保持着相互呼应的律动，时而柔美内收，时而刚劲舒张——每一双手臂都成为摇曳的花瓣与枝叶，又共同生长为一丛耀眼的兰花草。
而舞台背景的设计，也仅采用了最简约的植物剪影，绿色与白色闪烁交错，毫无冗余。姐姐们是绝对的主角，无需任何花哨装饰来刺激观众，而只有游弋自如的力量不断涌向我们。
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舞台则是《花样年华》。它虽然并没有《兰花草》那么强的差异张力，但却在整体风格上独树一帜。
它的舞台并不制造一种歌舞表演的单一表达，而是作为一个带有故事性的叙事展开。姐姐们化身古堡里的幽灵，从寂静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继而带着狡黠的目光，呢喃、歌唱、舞蹈。
姐姐们毫不避讳这一表演中本有的装饰感，而是将这些驳杂元素收摄于暗黑而癫狂的整体风格，从而将舞台改造为一个充满矛盾与爆发力的鬼魅空间。
在SOLO舞台中，我们或许同样能发掘出一些启示。
在《缘分一道桥》短短两分钟的表演中，阿朵创造一种专属于这个舞台的身体样貌：
迅疾、飘逸、灵动、婀娜，又带有几分庄严的机械感。她的眼神，她的步伐，乃至她飘舞的衣袖，全部成为她周身坚固而流动的灵光。
这种无可复制的独特并不需要太高难度的技巧，而更多依靠一个创作者对自身潜能的细腻考量。
一个相似的例子则是朱婧汐的《对手》。
从《玫瑰少年》的排演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她的舞蹈技能并不过关——但身体姿态的自我塑造决不取决于既定的“高难度”风格。
通过对这首歌的“幼稚”化、“机械”化、“矫饰”化，朱婧汐突破了歌曲本身太过平庸的“萌”感，达到了一种冷酷而陌生的效果。
所有她设计的霓虹灯光，都成为一种“恐怖而甜美”的穿透力。而她在这首再普通不过的歌曲里，展现了赛博歌姬的另一面。
另一种对个人优势的极度凸显则来自黄龄的《一剪梅》。
同样不需要什么硬拗的技巧，她的SOLO就突出两点：第一是她对裁剪、手工装饰的喜爱，这种喜爱被转化为她夸张的睫毛与明艳的着装，被转化为三种零散的“小”魔术；第二是她无与伦比的vocal，每一处转音变调，都恰到好处地将一首耳熟能详的格局推向妙不可言的个人风格。
当然，团队舞台总有更多的复杂性。但这种个人差异的创造性经验，都应该被捕捉存留，成为日后可不断汲取的源泉。
最初的期待依然需要被不断提起——每个人的独特性，在团体中都依然有可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发挥。
不管怎样，《浪姐》的舞台终归结束了。喜爱也好，厌烦也好，疲惫也好，都不再能改变什么。
但至少，《浪姐》的结束应该成为一个起点，让我们进一步想象女性舞台的更多可能。
它不应该是对少女形象的拙劣模仿，不应该是元素的花式堆砌，更不应该是简简单单的整齐划一或高难度动作。
女性的舞台，永远应该鼓励更不一样的创造。
而《浪姐》最后，变成了杜华一开始标准中的女团。
谁都没想到，最后“赢”的，居然是杜华。当然，实际上，是她所代表的那一套被社会对女性规训深深影响的“女团标准”赢了。
但我们想要的那种“不一样”，应该永无止境地向每个人深处、向远处拓展，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