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

有网友笑谈，第26集太生猛了，编剧累了，于是第27集开始划水。

我认为，第26集是整部《狂飙》中最有悲剧色彩的一集了。‍‍‍‍‍

安欣和高启强都还活着，但他们都输了。‍‍‍‍‍‍‍‍‍‍‍‍‍‍‍‍‍‍‍‍‍

先说安欣。‍‍‍‍‍‍‍‍‍‍‍‍‍‍‍‍

办理徐江案时，安欣觉察到警局有内鬼，他说李响和曹队是他最信任的人。‍‍‍‍‍

他万万没想到，曹队是内鬼。而后，李响牺牲，既是赎罪，也是舍身取义。

师父没了，兄弟死了，安欣还主动放弃了孟钰。

从这一天起，他拒绝构建一切亲密关系的可能，他只为敌人而活。

安欣活成了中国人最讨厌的样子——六亲不认。‍‍‍‍

所谓六亲，指的是父、母、兄、 弟、妻、子。对安欣来说，曹队是父的形象，李响是兄弟的象征，孟钰是未婚的妻。

然而，他们和安欣都没有关系了。

不止一位读者在留言区告诉我，安欣这样的人有些假。我很理解这个观点，一个人只谈法治，一点不讲人情，安欣确实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存在。‍‍‍‍‍‍‍‍‍‍‍‍‍‍‍‍‍‍‍‍‍‍‍‍‍‍‍‍‍‍‍‍‍‍‍‍‍‍‍‍

安欣的白发，也证明他选择了一条备受煎熬的人生路。实验证明，白发和长期的精神压力有紧密关系。

在2020年，Nature发布的一篇文章就提出，压力会加速头发变白。

研究人员给黑毛发小鼠释放不同种类的压力，束缚压力、长期不可预测的压力，痛觉引起的压力。他们发现，这些黑毛发小鼠会出现白发，它们的血液中的皮质酮和去甲肾上腺素也明显增加。

皮质醇就是一种压力性激素。

操心太多生白发，古人诚不欺我。

《狂飙》第一集提到年过四十的安欣未婚，他没有选择婚姻，也是对孟钰的保护。

安欣太清楚了，一旦他选择和孟钰结婚，势必要面对生儿育女的人生。孟钰和儿女就会成为坏人攻击的软肋。‍‍‍‍‍‍‍‍‍‍‍‍

那么，安欣可能会面对更大的伤痛。‍‍‍‍‍

安欣要和坏人死磕到底是他的人生课题，那么，他和孟钰分手就是及时止损。

有一种爱情悲剧是明明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再说高启强。‍‍‍‍‍‍‍‍‍‍

高启盛死了，陈书婷和他一刀两断，高启强也没有成为赢家。

高启强心狠手辣，然而高启盛和陈书婷一直是他的软肋。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高启强是人情社会的捍卫者，而人情社会的构建是以宗法亲族为主的血缘关系。

高启强不是安欣，安欣六亲不认还能有捍卫公平正义的精神愉悦，六亲是高启强最重视的关系，因此高启盛和陈书婷的离去，对高启强来说是极大的人生悲剧。

高启强是个贪婪的人。他想要走人情路线，让高启盛逃过法律制裁，又想保持和陈书婷的婚姻关系。‍‍‍‍‍‍‍‍‍‍‍‍‍‍‍‍

然而，陈书婷知道，这不现实。‍‍‍‍‍

高启盛回京海后，高启强问他，“谁他妈让你回来的”。

高启盛回京海，要么是自觉，要么是陈书婷暗示他回来。

高启盛拜佛卜卦，结果都是霉卦。他知道自己是死路一条，与其被抓吃枪子，不如做个局，让哥哥好做。‍‍‍‍‍‍‍

陈书婷有可能怂恿高启盛回来，这样做符合陈书婷的诉求。

陈书婷不希望高启强为了高启盛一条道走到黑，于是她劝高启强收手。然而，她明白，高启强希望弟弟活着，他宁愿铤而走险，也不希望弟弟吃枪子。

高启强不愿意做的事，陈书婷会做。

两者二选一的话，我更倾向于自觉说。‍‍‍‍‍‍‍‍‍‍‍‍‍‍‍‍‍‍‍‍‍‍‍‍‍‍‍‍‍‍‍‍‍‍‍‍‍‍‍‍‍‍

原因是，高启盛见到高启强后，第一时间就用他的手机联系李响，他已经坚定必死的决心，报答哥哥。‍‍‍‍‍‍‍‍

这是人情社会的温度。‍‍‍‍‍‍‍‍‍‍‍‍

然而，《狂飙》不是一部弘扬人情社会很美好的剧，它的立场是反对人情社会，支持法治社会（当然最完美的社会形态是公私分明，该人情人情，该法治法治）。‍‍‍‍‍‍‍‍‍‍‍

我在《狂飙》的第一篇评论中，就分析过安欣和高启强代表着不同的形象。

“《狂飙》的戏剧冲突皆源自于人情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碰撞。剧中的正邪对立，就是人情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和法治社会的守卫者之间的pk。高启强是前者代表，而安欣是后者象征。”

这篇评论还被导演徐纪周看到，他认同了我的观点。

我觉得《狂飙》有极强的悲剧意识，就是因为安欣和高启强前半生，都是善良被撕碎的人生。

高启强原本想要做个勤劳致富的善良人，然而唐家兄弟没有给他机会，他为了摆脱压迫成为恶龙，

安欣一直是个好人，然而，为了和邪恶斗智斗勇，他却备受摧残。

安欣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执法者。安欣是个遵纪守法的好民警，然而，他的遵纪守法容不得一点人情世故，于是时时有难，步步该灾。

高启强的悲剧在于， 他既没有拼人脉的实力，也无法避免被黑恶势力欺负。他的经历让他失去了对法治社会的信心，于是他成为人情社会的拥趸。

他努力的方向错了，于是高启强在干掉恶龙徐江后，成为比徐江更可怕的恶龙。

高启强构建的黑恶势力，就是一个亲疏有别的微型人情社会。高启盛也会和唐家兄弟、老默称兄道弟，但他的价值观决定了，高启盛一个人的命，大于唐家兄弟和老默他们性命的总和。

这对遵循人情社会逻辑的高启强来说合情合理，但它违背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或许有人不明白了，人情社会是传统存在，为什么在剧中法治社会就可以代表正义，人情社会就是邪恶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狂飙》的故事背景是京海市，京海是城市，不是乡村。

乡村能盛行人情逻辑，因为乡村是以血缘关系构筑的熟人社会（费孝通语）。

而城市不是熟人社会。它不存在用亲属关系来决定生产力关系的天然基础。想要让这些陌生人和平共处，必须制定提倡契约精神，捍卫法律尊严。

1999年3月15日，《宪法修正案》提出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

《狂飙》最初的时代背景是2000年，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真实故事改编带来的遗产，无论怎样，这个时间点都能看出，高启强是个落后于时代的聪明人。

另一方面，超越时代的安欣，势必要在刚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人情社会中四处碰壁。

第26集再一次让我们明白生活的残酷，李响死于理想，安欣不再安心。

《狂飙》拍的是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小时代。

安欣选择了法治，高启强选择了人情。他们都很努力，然而，他们都没有成为赢家。‍‍‍‍‍‍‍‍

用艾略特的诗歌形容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他们的人生倒塌了，不是轰然一声，而是唏嘘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