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

《三体》中存在两种文明，一种是人类或谓之地球文明，一种是三体文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发生对话的可能性是由于双方文明的“背叛者”之间同构的“拯救/背叛”意识。三体人中作为“低等生物”的一三七九号监听员在收到地球文明科学家叶文洁的“宇宙电报”后作出了善意的回复，即“不要回答”。

叶文洁的身份转换背景来自于科学向哲学，或者对于人生终极关怀的转向，她的“反人类”倾向则是孕育于1966-1976这“疯狂”的十年。家人的污名与背离，周遭环境的敌对，这一切都使她的“f人类”倾向得以成立。可以这么说，叶文洁的“疯狂”是那个“疯狂”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正是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使人类文明陷入了“危机”，由此可以窥见出刘慈欣作为文学家对于文g的痛斥程度。作为地球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剔除了“被组织性质”，企图以集体主义的对立面个人英雄主义去实现“完善”人类文明的进化的理想，这当然是一种超级英雄主义的乌托邦，但可贵的是她于“疯狂”背景下所做出的对这种疯狂进行“反吞噬”的努力。

三体人1379号负责监听宇宙的信息，它对自身身份的不认同，对三体文明的背离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同情无不是一种人类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它与叶文洁产生了宇宙对话，产生了太空间的文明对话。相同的是，这两者都是作为个体，或者都是作为集体中的“他者”而存在的，叶文洁对集体主义原则的反叛，1379号对三体文明的鄙夷，都是作为一种不被国家认同的个人理想主义的方式而存在着。

地球人畏惧三体世界碾压式的科技水平，而三体人则担忧人类世界渗透式的人文精神。彼此互为掣肘，刘慈欣借此实现了科学与人文同构的话语体系。洪子诚于《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谈到要仔细检查“最高信仰”，这种信仰看似是清澈透明的水晶球，但仔细检查后其裂缝却可见一斑。这种“水晶球的裂缝”亦可形容三体世界内无懈可击中的“可击”之处。它不以“断裂”的形式存在，而以自身的“不够完善”而存在着。

《三体》电视剧的最后一集，史强以“蝗虫”为比喻，人类设计了上千上万种杀虫剂，做了数不胜数的实验，试图灭绝这种害虫，但它们如今仍完好地飞行于天地之间，以此象征人类的“不可战胜的神话”，或者称之为一种“人类寓言”。其实这个比喻并不准确。蝗虫与人类生活在同一环境下，都是属于生物链/食物链的一环，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闭环，即使短暂消灭了蝗虫本身，但促使蝗虫产生的自然因素并没有消灭，即使消灭了这种自然因素，但促使这种自然因素产生的其他自然因素也无法消灭，所以蝗虫得以生存，它能够生存下去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蝗虫具有“超人意志”，而是因为辩证法的联系观。但是三体作为异质文明，与人类的生理需求不同，它们不属于生物链中的任何一环，它们是大自然的“他者”，所以叶文洁称之为“主”。它们拥有的科技水平完全可以打破人类自然界的食物链，甚至可以重塑这种食物链。它们是处于不同于人类本身结构之外的。所以它们称人类为虫子，但人类却不能称它们为杀虫剂。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人类科技带来的现代社会性质的转变称之为“座架”，对于科技发展的未来性作出了与瓦尔特·本雅明对现代性/媚俗的大众化辩护的相反态度。科技的不断发展会导致历史深度的丧失，也即“颓废”，而陷入虚无主义。尼采将虚无主义定义为“最高价值的废黜”。这种废黜正是叶文洁的决断，与过去、现在、未来的自己作出的决断，也是同人类文明的决断，实质是一种彻底的历史悲观主义，她进入到了海德格尔谓之的“忘在”的状态，否定了自身的“在场性”与人类文明的“在场性”，最终将自身存在的主体性付诸于客体。1379监听员作为叶文洁眼中的“客体/主”却表同情于人类文明/人文精神，它认为三体文明在不断毁灭中涅槃是建立在丧失主体价值的基础上的，它们失去了“情感”，悲伤、愤怒、喜悦，都在“进化”中被过滤掉了。战斗力提升的代价是伴随着主体性的流失，它作为集体中的个体，拒绝了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与叶文洁一样做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拯救行为”。因此，文明获得了对话的可能性，尽管这种话语还未形成一种体系，但建立这种体系的可能性已然被建构了。

如果整个宇宙的运行与整个地球的运行相同，都有着无限的探索性和规律性，那么地球与三体也如同蝗虫与人的关系一样，都将处于一种相同的“链条”之中，都将作为完善他者的可能性而存在着。后殖民主义之所以成功地衍生，正是因为文化的渗透性，这种渗透类似于叔本华阐述的“意志”，或者黑格尔论述的“绝对精神”，尽管它是客观唯心主义，但不可辩驳的是它确实构成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人类性”。从疯狂中产生的裂缝孕育了“危机”的同时，何尝不是包含着另一种吸纳？全球化时代已经如火如荼，全宇宙化时代是否也已经萌芽了呢？“水晶球裂缝”的观审是否会成为“自我审视”的另一种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