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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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还行

原名：一九四二又名：温故1942 / 1942 / 温故一九四二 / Back to 1942

分类：剧情 / 历史 / 战争 / 灾难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2

简介： 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燎原之火，生灵涂炭，天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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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2-12-09

一九四二影评：《一九四二》的笑场和假

午饭间，我问一位七零后朋友：“看《一九四二》了吗？”

“没看。我基本不看国产电影。看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挺好的。很深刻地讲了信仰问题”

“我也觉得不错，但吸引我的是片子里面的一系列创新。”

“那你看《一次别离》了吗？”

“看了，北京电影节期间就看了。是部很棒的片子，挺打动我的。当晚回家后还想就它写点什么那，写了几行就扔下了，因为写了也发表不了。这个片子打了中国电影人一个大嘴巴，它告诉我们，中国拍不出来好电影，不能把责任全都推到管制、审查上面去，电影人方面的问题也很大。伊朗的意识形态、经济、国际环境是那个样子，都能拍出这样的好片子，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还能只骂中宣部、电影局吗？当然了，他们该不该骂，该不该死，是另一码事，我强调的是‘不能只骂’，强调的是夹缝中照样能拍出好东西。这之前的《入殓师》就已经给了我这样的启示，《一次别离》是更有力的证明。”

“《一次别离》比《入殓师》高级多了。”

我略想了一下：“是高一些。你说中国的片子为什么不好看？”

“电影人太浮躁，水平还是较低。”

我说：“中国就是拍出了《一次别离》恐怕也很难有票房吧。”

“正因为中国人太急功近利才拍不出这样的片子呢！人家拍这个片子本来也不是为了赚钱啊，而且才花了二三百万。”

“但要是投几百万、几千万的片子不想赚钱的事儿，恐怕也不行，谁给你投资啊！”

“就是要有有情怀、真喜欢电影的人才行，不能拍之前就想赚钱的事儿。一个外国人一部电影拍了很多年，因为拍着拍着就没钱了，他就得停下来再去挣钱，挣点钱回头再拍。这种人在外国也是很少数的，但社会、艺术要有这样的‘很少数人’才行啊！”

“是的，有这种理想、这种精神和水平的导演，中国基本上没有。不过这里还是涉及到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问题。”

“中国的商业电影也拍得不好看啊！我也不是很责怪他们，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他们这代人也就是这个水平，他们的时代注定了只能出来这个水平的人。”

“那你觉得中国电影具体不好看在哪？”

“就是感觉不对，太不专业。”

“是的。近来我正在试图找一找中国电影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表现。也没找到什么新词，还是概括为一个‘假’字吧。中国电影在思想、情感、故事、情节、表演、服化道等各方面都比较假。从某种角度看，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不是务实，也不是务虚，而是 ‘务假’。中国电影自然也是这个‘务假时代潮流’中的产物，所以它处处见假，让人看了别扭，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其实关于中国电影的这个“假”，我也没想透。要想说得老百姓都明白，更不容易。

国外的片子也不是生活真实的自然主义复制，也有大量的虚构、夸张，《007》的故事和很多情节、细节也都是不真实的，可是怎么还是那样引人入胜呢？观众明知是假的，为什么还那么如醉如痴呢？而中国的电影，导演明明是想往真了搞，结果却假得令人像嚼沙子一样的难受，这是为什么呢？我本想用“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这对老概念来解释，又觉得这对概念太大，归到电影中的真假这个具体问题上，说起来比较麻烦，而且这个概念还给人以“有点老套”之感，容易引发年轻人的反感。

恰好，次日我见到了一位中国电影界的明白人，赶紧请教。他说这个问题他也想过，通过《侏罗纪公园》他基本想明白了。我说《侏罗纪公园》的例子太极端，说个比较接近现实题材的吧，比如《007》。他说都一样。我问，那这种很大程度脱离了生活的真实，但是又让观众觉得很好看的真实叫什么呢？电影理论中有专业的名词吗？他说有，是戏剧专业名词，叫“规定情境中的真实”，而你说的中国电影中那种让人难受的假，是它没能保证“规定情境中的真实”。接下来我又请教了“规定情境”的定义。然而这个语境还是太专业，老百姓不容易弄明白。我想，搞清楚“规定情境中的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才可能是把“中国电影的假”这一问题说明白的关键。

结论：好电影的虚构和夸张，也就是所谓外国电影的真实感，它之所以让观众接受、喜欢，是因为它是在真实生活逻辑、常识基础上的提炼、夸张，而中国电影的假，则是违背真实生活逻辑、常识的虚假。打个比方，一个疯子发疯时拿沙子当白糖吃，不管他是大口吃还是小口吃，是哭着吃还是笑着吃，都是真实的；而一个正常人在正常情况下拿沙子当白糖吃，不管他怎么吃，都是假的。“疯子发疯”和“正常人在正常情况下”就是所谓的“规定情境”，“拿沙子当白糖吃”本没有真假可言，这件事一旦放在不同的“规定情境中”，就有真假之别了。

说到这儿，人们会觉得电影中真假这件事挺简单啊，难道比猴还精的中国导演连这个都搞不定？真的还就搞不定！

与朋友午餐的当天晚上，我就误打误撞地坐在了《一九四二》的放映厅。

开演不久，我就想起了蒋兆和的画作《流民图》，我预感到这将是一个电影形式的“流民图”——果然是反映大批难民逃荒过程的片子。

然而电影开始没多久，就出现了两三次笑场，还都出现在逃荒的情节中。起初我也没太在意，以为这是“冯氏幽默”有意识的体现，是冯小刚导演怕咱看得太累太悲伤，让咱间或轻松一下。接下来又有几次笑场，我便开始觉得笑的同时心里有点不舒服，是类似观看恶俗小品的那种笑，是那种搔到了人性中庸俗、卑贱、猥亵这一部分痒处而发出的笑。以真实事件为背景的流民图与屡次笑场弄在一起，怎么着都让我觉得有点别扭。既然是笑场，就说明不是我个人有什么问题，不是我个人缺乏“阶级感情”或怜悯之心。到后来，我甚至觉得冯小刚是不是有点缺乏“阶级感情”或怜悯之心了，甚至是有点不厚道、不正派了。尤其是把那个随难民群布道的天主教传教士诠释成小丑一样，并几次引发了笑场，我觉得这有戏弄、亵渎宗教信仰之嫌。在这种题材的电影中如此地戏弄宗教信仰，得体吗？人家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用一个奇幻色彩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对宗教信仰的深思，阐释了信仰的重要和力量，冯导却在一个史实灾难题材的片子中戏弄了宗教信仰一把。真不知道冯、李二导这种差别说明了什么。虽然冯导后来通过这个中国传教士与外国神父的对话，说了几句关于上帝存在不存在的话，貌似挺有哲理，实则生硬、浅薄、苍白。这个情节尤其不能消除前面我因传教士被戏弄而产生的不好感觉。我不信教，但我觉得宗教信仰是个比较严肃的事，也是人类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可以不信，但不可轻易调侃、嘲笑别人的信，即使对方信得很初级，我们也该给予尊重。好在《一九四二》戏弄的是天主教，要是换成伊斯兰教，冯小刚没准也要变成宗教追杀对象了。中国导演也有他的聪明之处，尤其善于避险。

其实观“流民图”而频现笑场的背后，本来就有着一些虚假的原因，而《一九四二》中虚假和牵强的地方还很多。下面罗列一些，帮助看过此片的人回味一下，大家也看看是真的有点假，还是我言过其实了。

例如，逃难途中，老地主借给乡亲一碗救命小米，还要煞有介事地叮嘱他灾后要还。至于吗？对于地主这样的理解，是不是还局限在文革概念、周扒皮情节之中呢？（后来证明《高玉宝》中的周扒皮纯属虚构）。在这个情节中，老地主的反应可以有很多选择，但在这个“规定情境”中的这个选择，确有点不得体。那边快饿死了，这边也所剩无几了，舍不得借，这是很正常的矛盾，就此老地主可以有很多选择。他可以很有人情味地借，也可以不借，还可以借了以后又后悔，甚至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也跟去喝一口粥……但片中的这个选择，无疑是有些虚假了，它与生活常识、生活逻辑有些不相符，更没能通过这个细节表现出人性深层的矛盾、冲突或光辉。

例如，儿媳饿死了，婆婆急着忙着要让孩子趁尸体热着再吃口奶，倒是公公马上阻拦说，都饿死了，哪还有奶啊！难道一起逃难这么久，公公比婆婆更了解儿媳的奶的情况？难道婆婆在早就没有了奶的儿媳断气时还会犯这个晕？本来是个可以搞得很感人的情节，却以滑稽告终。

例如，一个日本军官拿馒头跟一个饥饿的丢了非亲生孩子的难民换一个儿童玩具，结果难民主动动粗，招致被军官刺死。以此来表现难民与非亲生孩子的亲情，反映日本侵略者的残忍，不免有些牵强。

例如，人饿得“连柴禾都吃没了”（台词），连自己心爱的家猫都吃了，可野狗就在离难民群咫尺之处吃尸体，毫不惧怕人，美国记者还很近距离地拍了特写照片。难道野狗就不怕难民们打死它吃肉吗？野狗应该远离人群吃尸体才对吧？

例如，难民姑娘为活命到城里为妓，整洁的她接客时，却端着水盆迟迟不给嫖客洗脚，最后说自己吃得太饱了，弯不下腰。这让人联想到，她是到妓院第一顿饭后放下筷子，也没梳洗打扮，马上就去接客了。这显然有些不和逻辑，还不用再想大灾之年妓院吃饭是不是也会适当定量等因素。这个反应大地主女儿命运反差的情节，这个反映国民党官员（嫖客）腐败的情节，却是一个赵本山小品式的幽默结局。

再例如，陈道明频频用诡诈的眼神表现蒋介石的内心活动，好像蒋是个受审的罪犯，而不是一国之君。再有，国民党上将衔的军官那肤浅的趾高气扬，以及把他与河南省主席的关系表现得那样的轻浮、痞子化（内心状态），恐怕也是有背史实的；还有，国民党正规军与难民争抢物品的冲突，可能也被处理得过于流氓土匪化了。

片子的最后，一个站在妈妈尸体旁边的五六岁的小女孩说：“妈妈饿死了，周围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了”。老难民说：“只要你叫我一声爷爷，咱们就算认识了。”（台词我记得不是很精准）。那个年代、那个惨境、那个年龄的孩子，这样“现代书面语”味道的台词，可能有点假吧。听说好莱坞大片的台词，是由一个专业团队进行字斟句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也这样搞呢？是没钱呢？还是不够专业，不够敬业？

假的例子在本片中还可以找出很多，而下面这个更加实实在在的假，给我的刺激尤其大。因为这个假，我甚至怀疑《一九四二》中还有很多我没能力识别的、黑白颠倒的“大假”。

片中的几场戏中都出现了陈布雷，恰好我刚写完《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一文，并因此而查阅了一些资料，包括陈布雷身边人的回忆录。

片中的陈布雷比蒋介石年轻不少，他一身三件套西装，很有些洋派头。他跟在蒋介石左右，俨然蒋介石的一个贴身秘书，协助蒋打理着公务琐事。表现出的两个人的关系，则是严肃、冰冷的，很有些官场气——蒋高高在上，陈恭敬小心。河南省主席给蒋的呈文都得由陈布雷亲自接传。

我想这种处理，可能与陈布雷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任”有关，于是就想当然地将陈布雷导、演成了很洋气的、蒋介石的随身大秘书。

实情却是这样的。陈布雷是个记者、编辑出身的文人，只比蒋介石小3岁。他的气质是：谦谦君子、文质彬彬、朴实沉默，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做派。他深居简出、生活简朴、极少应酬，不拉帮结派，学问不错，睿智、廉洁、勤奋。他的外形特点是：身材瘦小一米六、不修边幅乱头发，常年穿着很旧的黑色长衫，右手不离三五牌香烟，走路迈着细碎的步子，左臂僵直不摆动。他常年患严重的神经衰弱，靠大剂量的安眠药睡眠，脸上带着明显的文气加病气。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蒋对他的尊敬，胜过对绝大多数党国大员的尊重。蒋只称张静江、胡汉民、汪精卫等几位国民党元老“XX先生”，可他从始至终都称陈布雷为“布雷先生”。陈布雷的主要工作一是给蒋起草重要文书，为蒋的重要电文把关。二就是以幕僚头目的身份参加蒋的智囊会议。会上他很少说话，偶有点睛之句，会议结束后，蒋会经常与他就重大问题单独长时间讨论。陈很少亲自会客，省主席级别的官员一般都由其手下接待，只有陶希圣、张治中、邵力子、孙科、张群、陈诚、于右任这样量级的大员及好友他才亲自接待。

侍从室不只是蒋介石的秘书处、机要室、近卫队，还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幕僚机构、中枢神经。侍从室的几个组分别负责蒋介石的生活、警卫、机要、秘书、军事参谋、政治参谋、经济参谋、外交参谋、情报参谋等诸多工作。侍从室有点像清朝的军机处，其权利大得吓人，实际权力甚至凌驾于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之上，而陈布雷虽为“侍二处”的主任，实为侍从室的灵魂人物。

好了，拿电影中的陈布雷与这个真实的陈布雷比较一下，就知道他们的“神”不仅是驴唇不对马嘴，“形”也是南辕北辙。本来，这样一个特点鲜明的历史人物，导演或演员只要翻一晚上的资料，就能把陈布雷演到“形似”的地步。由此可以推测，我们的电影人是怎样的工作状况，是怎样做案头准备工作的，是怎样的敬业精神、怎样的职业素质。当然了，我们更不敢要求“神似”了，因为“神似”还要求导演、演员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如果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旧文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习惯，你就不可能将陈布雷刻画到“神似”的境界。而深刻理解旧文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习惯，并能对他们进行准确的性格区分和细致表现，这可不是查几天资料就能达到的，而是需要多年的阅读、参悟。也正因此，《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样的片子，才显得是那样的虚假、轻浮、毫无艺术魅力。其实就是一个小角色只有一句台词的一个镜头，都可以表演得很传神。尤其是历史名人，想把他演得传神，会更加有据可依，也会更加容易被观众所认可、喜欢。

当然了，大多数观众是没有能力具体识破电影中的诸多虚假的，要不是碰巧刚看了点陈布雷的资料，我也不能识破陈布雷这一角色竟然会假到如此荒唐的地步。然而我觉得，虽然观众不易具体、深刻地识破电影中的诸多虚假，但这些虚假的存在，一定会莫名其妙地影响到观众的感觉，进而令他们觉得别扭，无法被吸引，甚至恶心。

就《一九四二》表面层次的假，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饥民普遍不瘦的问题。我知道这是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但也要讨论。虽然演员们都进行了事先减肥，但效果实难恭维。而且几个儿童难民的胖，也说明了导演对这方面的不重视和所下功夫的不够，因为比片中小演员瘦很多的孩子并不难找。《一九四二》中的这个“胖”，绝对属于“规定情境中的虚假”，是令人很别扭的事情。你总不能解释成难民们从一开始就都浮肿了吧？那么面对这个难题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要说的是，历史上有不少演员为了瘦身而做出过惊人的努力。《金陵十三钗》中饰演假教士的贝尔就是眼前的实例。他为了饰《机械师》里的角色，曾经两周内减肥57斤，直到医生告诫他再减下去会有生命危险，他才罢休。后来为了《蝙蝠侠》，他又在6个月内增重了90斤。这无疑都是很损害健康、近乎玩儿命的行为。而这一行为的后面，一定有着品格和敬业精神的支撑。就此我不知道《一九四二》中的腕儿们都减了多少。当然了，这种事情别人是不能强迫的，要由演员自愿完成。退一步讲，如果无法达到瘦的效果，也就是无法实现如此关键的“规定情境中的真实”，那么好的导演可能会宁可放弃这个题材，宁可不拍。这种舍弃，这种宁缺毋滥的原则，绝不属于什么“个人偏好”，它所体现的是一个电影人对于电影的尊重，体现的是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的尊重，体现的是艺术家对于大众的尊重。这是艺术的原则，也是艺术家道德和职业品位的反映。

中国电影的“假”，大都不是电影人的恶意造假，很多时候也不是资金不足的原因，问题的根本，是我们缺乏“真”的能力。

当然了，《一九四二》还有一些深层此的问题，诸如没能深刻地表现出人性的丰富性和那个时代的真实社会状况、文化特征、习俗风情等。至于这部片子到底想通过逃难表现点什么精神价值，我没看出来。片子隐含着电影人怎样的人文情怀或深刻认知？我也没有感觉到。不过有一点“积极意义”我倒是隐约感觉到了：就是让你们看看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的生活是多么的悲惨，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吃喝不愁，我们不应该生在福中不知福啊！那时候的国民党政府是多么的腐败啊！我们应该感谢伟大、光容、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要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如今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真应该让他们尝尝沦为流民的滋味！

对于《一九四二》如此挑剔，是因为冯小刚在中国不是一般的小导演，我们有理由用“国际优秀电影的标准”来衡量之、要求之，否则中国电影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一位与艺术没什么关系的八零后朋友听说我在写《一九四二》的影评，便短信发来了关于这部电影的一大段感慨，摘上几句：

1、逃荒路上的难民几乎在危急关头都表现出了极自私的一面，这是导演刻意要表现的吗？

2、美国电影会在大难中让人们展现一些人性积极方面的东西，即便是个人英雄主义，也会是人性美与丑的较量，力求传达一些正的能量，给人以温暖和希望。可看了《一九四二》不但觉得没有希望，甚至觉得消极无味。

3、肤浅，满眼都是，干嘛还花这么多银子拍这么一个肤浅的东西？太贵了。这样一部承载民族苦难的片子应该很厚重啊！起码看的时候心里应该有些起伏。唯一让我心酸的一个镜头就是蒋介石对抗日烈士的遗孤说：“你的父亲是一个为国捐躯的伟大的父亲。”小女孩脸上淌着泪。

4、出现笑场是最恶心的事，这事儿不赖观众。通篇都用很浅显的方式表述着，着实侮辱了中国人的智商。说中国人民“人傻钱多”，我以前还有点不信，可怎么能花钱欣赏这种水平的大片呢？原本我认为大部分有钱人不傻，现在，我怀疑了。

从前我认为，今之中国在思想观念和修养行为方面，有着这样一个大概的倾向，就是民间走在了官方的前面，百姓走在了官员的前面。看了这个短信，似乎还要加上两条：大众走在了知识分子的前面，观众走在了电影人的前面。

听说目前网上对《一九四二》的评价不错，我心里一震，进而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刻薄了？万一这部片子票房很好，万一是一片赞扬声，怎么办？那时我只能自嘲并强词夺理地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同理，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电影。”

片子的最后，蒋介石问河南省主席一共死了多少人，他说官方统计一千多，实际是三百万。我身边的一个小青年观众为这“三百万”而大吃一惊。我心里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40年前和平环境中的三年里，全国还饿死了三四千万呢！

我估计这话要是说出口让他听见，他一定又会大吃一惊的。他可能还会像小沈阳那样卖萌地问：“那冯导为什么不拍一部《一九六二》呢？”

2012年12月2日星期日（3日改）